书摘消失的父亲:斯大林阴影之下的捷克净化
2018年-12月-11日 11时:16分:59秒

  本文节选自《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作者:[美]伊娃·霍夫曼,:胡洲贤,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我所听到的发生在封闭的几十年间的故事,开始为布拉格蒙上不一样的阴影,直到它变得像是童话里具有意味的漂亮场景,上演着城市,掳获其市民进入一个长长的奇异噩梦的故事。

  比如安娜的故事就是如此。我和安娜·格鲁索娃(Anna Grusova)初识于斯拉维亚(Slavia),那里曾经一度是布拉格文艺人士最喜流连的装饰华丽的大咖啡馆。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曾写道,诗人都聚集在这里,向外望可以看到突出于布拉格山丘的迷你版埃菲尔铁塔,以及蜿蜒淌过城市的河流。用诗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是塞纳河,对,这就是那塞纳河”,而诗人们便可想象他们是在巴黎。如今充满斯拉维亚的,尽是观光客,而不是诗人,而且就算是强大的装潢魅力也无法消除板着面孔的服务生们所制造出来的阴郁氛围的影响。

  安娜四十多岁,身材结实瘦削,面容憔悴;但是一开口讲话,她就变得异常美丽。我不是说她有张多变的脸,而是她大大的眼睛中充满了感情,好似承载了显而易见的内在压力。她深深被她的国家所发生的事触动。她还记得前朝之后的那个星期,走进地铁,看到搭电梯上来的人的脸:“那些脸都不一样了。我每天看着那些封闭、生气、低着头往下看的脸,已经看了二十年,现在它们全都不一样了。人们变得坦率。他们看着对方,有些许的信任,些许的希望。”

  但对她而言,安娜带有一丝平静的遗憾说,这一切都发生得太晚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不断地问,因为在我习得的美式思维中,从来没有太迟这回事,这也不是我乐于接受的说辞。安娜娴静端庄地表示,她已经失望了太多次。她说,比她年长的人“过去”已经成功过,可以卷土重来;而年轻人则有机会整个重新来过;但她这一代还没开始就被成功的人,机会就甚少了。她已经经历了幻灭,也经历了惩罚,并且适应了。她不认为自己有精力再重新整个过程——她指的不只是新的行动,还有希望。

  经过长谈,在得知她的生平后,我才开始了解她身上汇集的的重担,也才明白要是她没有感到疲倦和一些谨慎,那才是骇人。

  安娜承受的的重担几乎是从娘胎开始的,在她成为她父亲的女儿那一刻就注定了,因为支配她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斯大林主义者遵循“麦克白”原则,也就是如果惩罚了父母,那么最好连他们的小孩也一起惩罚,尤其是当并不在惩罚者这一边时。安娜的父亲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Eduard Goldstücker)那年她才十岁。她和身为早期员的父母很亲,父母都属于最理想主义的类型。她的父亲是位翻译家和散文家,在英国进行的捷克战时抵抗活动中甚为活跃,战后任职于。1949年他曾短暂担任捷克驻以色列大使,是首位也是1990年以前的最后一位大使。可惜无论是这个职位,还是的身份,在即将来临的事情上都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到捷克后,戈尔德施蒂克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任教,但这却不是他被从以色列召回的真正原因。然后有一天,他就了。

  发现安娜的父亲没有回他们当时住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她的母亲便到布拉格去找他,完全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她到他所住的旅馆柜台询问时,那急于讨好派的柜员马上通知,说他们刚刚的那个人的妻子出现了。当她怀抱着丈夫会出现在那里的希望重回旅社时,却只看到两名等在那里。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主导的审判已然开始。

  捷克的文件几乎到让人不忍卒读。就像在苏联和匈牙利一样,捷克的恐怖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948年,即铁托(Josip Broz Tito)被逐出苏联集团后,斯大林在东边国家进行一连串的“净化”大清洗。捷克的审判全部由时任党委、掌管的斯兰斯基负责。但实际上这荒诞的行动是由苏联委员会的所主导的,他们全程监督和。以真正的奥威尔主义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被称为“老师”的。在这段恐怖时期,几百位非员遭到,还有几千名被或被送到营。

  一年后,轮到了斯兰斯基。依照另一个不合情理的逻辑,为了给清洗无足轻重的人找到合理的理由,苏联判定他们需要找位于高层的来平民百姓是的行为。于是在捷克,斯兰斯基被选为合适的人物,而为了要合理化这项的,幸运彩票娱乐平台其他十三位党政也受到,随他一起受审。十四名被告中有十一人是,后来遭到的十一中,也有八位是。

  就像所有被告的家属一样,安娜和她母亲也是透过收音机听到审判的。在受过审问和搜家后,安娜的母亲即被。母女俩有长达十个月之久的时间不闻爱德华的任何消息,如今却听着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像其他听着丈夫用单调的声音冗长枯燥的致命的妻子一样,安娜的母亲也知道她的丈夫是在复述一份背下来的稿子。直到很久以后,她们才得知是和人格的崩溃,导致了这些全然的演出。

  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相当幸运,他的审判被排在斯大林和顺服的捷克总统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过世后的1953年3月,彼时以无期徒刑替代了死刑。

  安娜鲜明地记得在父亲一年后,她去利奥波多夫(Leopoldov)堡垒?探望他的情景。“那是个周日早晨的平静的小村子,穿着农民服饰的人上;、水、桥、树,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黑色的土地和破土而出的堡垒。接着是很厚的墙,在一条的进入通道的中间某处,尽是粗大的栏杆。在粗大栏杆的一边,大约一米外,是囚犯;另一边,是女人和孩子。”

  她记得自己努力做出开心的样子,好让父亲相信一切都好;也记得一举一动都在时刻盯牢她的警卫的掌控之下,那种感觉有多恐怖。从那时候开始,她说,她就相信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总是你自己的,在某种特定的中,有人有着绝对的力量,光凭个怪念头,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

  这些是影响了安娜少年时期的事件,也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事件,因为即便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也生活在恐怖所出来的黑云之下。唉,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有力地教育了人们投降的必要性。

  那个的时期产生了几部回忆录。其中两部:海达·科瓦莉(Heda Magolis Kovaly)的《悲星之下》(Under a Cruel Star)和罗斯玛丽·卡万(Rosemary Kavan)的《爱与》(Love and Freedom),是由被告的妻子写的。两本都是关于悲惨事件的出色的书。两位女性的经历中最让人觉得难过的地方之一,是在被烙上妻子之名后,就被抛进了孤绝之境。很大程度上,捷克社会只想。安娜的母亲在她父亲“坦陈”的第二天就被工作,因为,请她当会计的小奶酪厂老板解释道:“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对劳工阶层而言是难以的。”而当时读小学的安娜也很自觉地知道,即便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也没有机会升入中学。

  安娜的父亲在牢里待了四年,其中十一个月还是在单独的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读或写。他后来告诉安娜,他保持的方式,就是在脑袋里做数学拼图。被转移到与其他囚犯同住的后,他便开始教那些从来没有上过中学的狱友们绘画和文学。安娜记得有个年轻人后来还来拜访她父亲,感谢她父亲为他提供了一生唯一的一段教育经历。这些在狱中能够利用记忆和知识资源的人是幸运的。

  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还能活着看到“去斯大林化”的开始,也算是幸运的。的领导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喜欢做出感性的姿态,在一次这样的姿态中,他于圣诞夜获释。安娜清楚记得当他如四年前突然消失那样毫无预兆地重新出现时,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庞,以及他们全都感受到的幸福。